汇业评论

若将破产清算比作企业的“生命终结”，那么破产重整与和解制度则如同为濒死企业“移植造血干细胞”和“刮骨疗伤”，让其在涅槃中获得重生。根据2023年上海破产法庭发布的2023年度审理数据，全年审结破产、强制清算、衍生诉讼等各类案件共计4946件，其中共有38件清算转和解成功案件。由此可见，破产和解在破产程序中所占的比例相对很低。

自2006年破产法施行以来，质疑破产和解制度的观点和争论就一直未停。从实践的角度，自破产法实施以来，在2019年以前有文字记载的破产和解案件不到130件，[2]这与破产清算和破产重整案件相比，可谓是云泥之别。[3]在理论界，研究破产和解制度的文献也寥寥无几，有学者认为破产和解制度是一种短期可保留，但长远看应当废除的制度。尤其是采用破产和解制度近百年的德国和日本毅然决然地放弃单行破产和解立法，转投重整的怀抱，令破产法学界为之震惊。[4]

本文将基于笔者今年成功处理的一起破产和解案件，深入分析破产和解程序中的两种情形：庭内和解与庭外自行和解，通过横向比较探讨两者的异同及难易程度，并尝试分析破产和解制度的痛点、难点。同时简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破产和解制度，通过纵向比较，以图为我国的破产和解制度带来启示与思考。

调查结果显示，A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 万元（以下币种相同），由陈某甲（持股 60%）和陈某乙（持股 40%）两名自然人股东共同设立。虽然工商登记信息显示两人均未实缴出资，但两股东均主张其已实际投资超过注册资本的资金用于公司经营。A公司主要资产是一处位于奉贤区的房产，已被奉贤法院查封，且实际由陈某甲一家居住使用。除此之外，未发现A公司其他可供处置资产。对于该处房产，陈某甲一家称是由其实际出资，以A公司名义购买，因此拒绝交接处置；陈某乙也确认陈某甲购房的事实，并表示不对该处房产主张任何权利。本案中，两股东也未向管理人交接A公司的任何财产，甚至连印章证照等基本财产都拒绝交接，案件清算工作难以推进。

经审查，A公司债权债务关系明确，负债规模较小，仅涉及三户债权人，包括税务局、银行等。债权总额200万余元，形成原因主要为无力归还银行贷款。经初步评估，A公司名下位于奉贤区的房产市场价值足以覆盖其全部债权。但由于2024年房地产市场低迷，加上陈某甲一家实际占用房屋，该处房产拍卖成交的可能性较小。若将房产进行贱卖，可能导致破产债权无法足额清偿，A公司股东尤其陈某甲的基本利益或将无法得到保障。而且，陈某甲很可能坚持主张房产权属而引发确权诉讼，导致公司唯一的财产无法及时处置。

为了推进案件工作，管理人与两股东做了大量的沟通工作，其间发现两股东均有和解的意愿。于是，管理人立即将本案工作重点由“如何清算处置资产”转为“如何促进破产和解”。其中，管理人多次上门，耐心向陈某甲及其家人阐明物权登记效力，告知其破产和解路径的优势和政策支持，同时也向其释明若和解不成，可能会导致房产被拍卖清场的法律后果。与此同时，为提高和解效率，避免两股东以和解为由故意拖延程序，管理人及时起草了财产变价方案报告法院，并提交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为备选的处置拍卖工作做好准备。在发现两股东的和解工作进展缓慢后，管理人果断挂拍公示涉案房产，以公告期的时间作为期限，进一步促使两股东进行和解。

在管理人的不懈努力下，两名股东最终自筹款项，与全体债权人达成和解，相关和解协议也得到法院的裁定认可。和解协议执行完毕后，管理人即撤回了对涉案房产的拍卖，协助创显公司进行信用修复。

该案在破产受理后七个月内实现债务和解，高效解决了企业债务和经营危机，体现了破产和解制度在中小微企业拯救重生、平衡保护方面的重要作用。

庭外自行和解不受破产宣告后不得适用的限制，以自愿协商、低成本、高效率为特点，是债务人与全体债权人对自身民事权利处分权的自愿行使，即私法自治下的自行和解。只要债务人与全体债权人就债务清偿事宜达成一致意见的，即可提交人民法院裁定认可和解协议并终结破产程序。

相对而言，庭内和解则需要遵循更为严格的程序和法律要求，且只能在债务人被宣告破产前适用。《企业破产法》规定了庭内破产和解的申请条件、协议内容以及和解程序的启动与终结等核心要素，为庭内破产和解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法律保障。[5]

申请破产和解的时间节点有两种情况：一是债务人根据《企业破产法》的规定，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启动和解程序。比如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2020年度优化营商环境十大典型案例中的西王集团有限公司破产和解案，就是因西王集团出现债券违约（账面资产负债率约为107.41%），以不能清偿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向山东省邹平市人民法院申请和解并提交了希望集团和解协议（草案）[6]；二是在破产受理后、尚未宣告破产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和解。这两种情况均受《企业破产法》第九章和解条款的严格程序要求。因此，我们可以将第九十五条规定的破产和解程序称之为“庭内和解”。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七条，和解协议的通过采取双重标准：一是同意和解协议的债权人应超过出席债权人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的半数；二是同意和解协议的债权人所代表的债权额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

现实中也存在和解协议签订后，债务人不执行和解协议的情况。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规定，债务人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经和解债权人请求，应当裁定终止和解协议的执行，并宣告债务人破产。一旦裁定终止和解协议的执行，和解债权人在和解协议中作出的债权调整承诺失效，已执行的清偿有效，未清偿部分转为破产债权。和解债权人只有在其他债权人所受清偿达到同等比例时，才能继续接受分配。

为解决这一困境，联邦德国曾于1978年成立了专家委员会，旨在对《破产法》进行改革，专家委员会建议统一破产程序并取消双轨制立法，同时引入“重组程序”。新的德国《破产法》连同《破产实施法》于1994年制定，并于1999年生效。新法的实行使得1877年《破产法》《和解法》以及《共同执行法》等三部法律失效。在新法中，几乎没有破产和解制度的影子。

自1998年起，日本启动了对“倒产五法”的全面改革。2000年4月1日，新的《民事再生法》正式生效，同日，由日本最高裁判所制定的《民事再生规则》也同步实施，这标志着民事再生程序正式取代了原有的和议程序。《民事再生法》在继承和解法理念的基础上，弥补了和解法的功能性缺陷，相较于公司更生程序，展现出了更强的再建效果，为企业的重整和再生提供了更为有效的法律支持。

2012年，意大利对其破产法进行了重大改革，增加了“企业持续协议”( Concordato con continuità aziendale )规则。此次改革还放宽了和解程序的申请条件，从改革前的“债务人资不抵债”变更为“债务人处于危机状态”。尽管意大利破产法的历史悠久，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程序冗长、费用昂贵，过度保护债权人以及对债务人缺乏信任等。

（2）明确破产和解制度的价值位阶：我国《企业破产法》在第九章共十二个条款中对和解制度进行了规定，但未明确其价值位阶。理论界对此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破产和解的主要目的是拯救企业、防止其陷入破产清算的境地，具有破产预防的重要功能；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破产程序中，和解仅是一种与破产分配不同的偿债方式，其核心在于通过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相互谅解与让步，来终结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而非单纯追求债务人企业的持续经营。前一种价值取向更倾向于保护债务人的利益，后一种价值取向则更侧重于维护债权人的权益。明确价值位阶对于提高破产和解制度的成功率至关重要，需要确定哪一种价值取向更符合破产和解制度的整体设计。

（3）限制和解方式下担保债权的权利行使：根据现行《企业破产法》，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权利人，自人民法院裁定和解之日起便有权行使相关权利。享有担保权的债权人往往会出于自身债务回收的考虑，迅速行使抵押权、质押权等权利。而这些抵押权、质押权所对应的客体，大多是厂房、机械设备、交通工具等债务人维持正常经营所必需的生产工具。一旦这些资产被拍卖或处置，债务人履行和解协议的能力将受到严重影响，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

综上所述，我国的破产和解制度应当充分借鉴国际上其他国家的破产法以及破产和解制度的发展趋势。从长远来看，该制度可能会逐渐被破产清算或重整制度所吸收和取代，但在短期内，尤其是在中小微企业破产领域，其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因此，有必要针对中小微企业的特点，制定专门的破产和解特别程序，以加速和解进程、降低破产成本、提高债权实现比例，进而助力企业实现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