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业评论

汽车融资租赁行业“助贷＋融资担保”模式的法律风险分析

文｜毕英鸷 汇业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作者来自成都。成都，不仅仅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也是一个来了就想贷款的城市。多年以来，在成都出租车广播、地铁广告里，充斥着数不清的张哥、张嫂、款姐，他们热心的帮你做生意，帮你找资金。这类广告的投放主体，大多无贷款资质、也无自有资金，仅仅起到为持牌金融机构引流的作用，这就是“助贷”早期的经营模式之一。因此“助贷”并不是一个新鲜名词。 官方文件提到“助贷”，作者印象中是开始于2018年。2018年12月19日，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P2P网络贷款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办公室联合颁布了《关于网络机构分类处置和风险防范工作的意见》（整治办函（2018）175号） ，（下称：《175号文》）。《175号文》第三条第（六）款第6项提到：积极引导部分机构转型为网络小贷公司、助贷机构或为持牌资产管理机构导流等。 2019年，披着金融科技的外衣，“助贷”概念再次火热起来。当然，助贷机构利用自身优势，为持牌金融机构提供获客、营销、数据和技术共享、风险管理、贷后管理等服务，这确实也是金融科技赋能金融行业的一个重要内容，客观上讲能优化资金和信息资源，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防控交易风险。“助贷”模式众多，今天主要想通过一个案例，来揭示汽车融资租赁行业“助贷＋融资担保”模式的法律风险。 汽车金融领域，银行、汽车金融公司，厂商系融资租赁公司日子相对好过。但是第三方独立的汽车融资租赁公司，在融资渠道受限，融资成本提升，经济形式下滑的背景下，传统直租、回租业务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为了提升企业运营效率，大家都不得已进行业务创新。近两年来，包括一些汽车融资租赁的头部企业，都开始了启动了一种名为“助力贷”的业务创新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承租人不仅仅会与融资租赁公司签署《汽车融资租赁协议》，也会直接与银行签署《贷款协议》，由银行对承租人放款。承租人无法按时支付“租金”时，融资租赁公司先承担担保责任，然后以《汽车融资租赁协议》提起融资租赁诉讼，诉请承租人支付全部剩余租金，或是解除合同，收回车辆。汽车融资租赁公司赚取服务费，或是从息差中分得利润。仔细研究这种模式后，我们可以发现，在这类交易中，汽车融资租赁公司所起到的作用，非常类似于融资担保公司。这也就是“助贷＋融资担保”模式。 还有部分企业在“助贷”中，引入融资担保公司、保险公司等增信机构，通过更为复杂的交易，转移风险、规避监管、提高承租人的融资成本。 这种模式本身违反《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 》第三条第（三）款的规定，但是仅仅是违反监管规定。而近期的一个案例，给“助贷＋融资担保”的交易模式，敲响了警钟。 A公司是一家从事汽车销售的公司。一是因为部分客户无法全款购车，二是因为贷款购车利润更高，因此A公司有足够动力引导客户贷款买车，但是部分客户又无法满足银行车贷的标准，因此需要A公司为这部分客户提供增信措施。 于是，A公司与B银行合作，为购车客户提供助贷服务： 1. A公司为B银行导流客户，由客户与B银行签署《信用卡透支分期付款／抵押合同》，用于支付购车款。 2. A公司与客户签署《汽车销售协议》。 3. 客户无法按期向银行支付车贷，由A公司垫付车贷。 4. A公司垫付车贷后，向客户诉请垫付款。 法院认定：A公司未经融资性担保公司监管部门审批，违法从事《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贷款担保业务。在承担担保责任后，向客户提起追偿权诉讼，系为挽回其损因违法从事融资性担保所承担的担保还款损失，不应予以保护；此外，A公司同时涉及多个同类型诉讼。因此，法院不仅驳回了A公司的起诉；还认为A公司的行为涉嫌非法经营罪，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此外，本案中，A公司虚构了与客户买卖车辆的事实，骗取B银行贷款。除非法经营罪以外，A公司还涉及骗取贷款犯罪。 一审后，A公司上诉，二审维持原判。A公司不仅无法从民事层面挽回损失，还因为涉嫌刑事犯罪，被法院移送司法机关。 可以看出，A公司的这种业务模式，和汽车融资租赁公司开展的“助贷＋融资担保”模相似。只是大多融资租赁公司不会直接提起追偿权诉讼，而是以“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为由提起诉讼，因此其“融资担保”的行为特征相对比较隐蔽。但是如果穿透法律关系，融资租赁合同关系中，融资租赁公司并无放款的事实，融资款实际上是来源于银行，因此融资租赁合同并未履行或是直接无效。承租人违约之后，融资租赁公司则会向银行承担担保责任。从本案可以看出，这种业务模式下融资租赁公司面临着极大的业务风险，包括民事上败诉风险以及非法经营、虚假诉讼等刑事风险。 但是假设银行不直接给客户放款，而是在每一笔交易中，与融资租赁公司签署《贷款协议》，银行放款至融资租赁公司；再由融资租赁公司与承租人签订《融资租赁协议》，由融资租赁公司向卖方（可能是第三方，也可能是承租人）支付购车款。这时形成的是两个法律关系，融资租赁公司向银行承担的是还款义务，而并非担保责任。从作者的理解来看，这种应该属于合法的操作。只是这种交易架构更为复杂，融资租赁公司可能并不满足银行的贷款标准；而银行本身又更倾向于有消费场景的放贷业务。 当然，还有部分企业，甚至直接与P2P公司、高利贷公司合作，促成P2P公司与承租人的交易，虚构《融资租赁协议》，并为承租人提供担保；伴随着两高两部《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的颁布，这类业务虽不至于就此消亡，但是基本无法见光。 总体而言，融资租赁这些年，有过很多发展，但是也引来了比较困难市场、司法、舆论环境。这种环境下，坚守行业初心，回归融资租赁本质，坚信合规创造价值，谨慎展业，共克时坚。与各位同行共勉！

图说《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一）》修订之四大看点

本次的修订及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对个别问题的监管要求作了适当的放宽；2.对个别问题不再搞“一刀切”，注重相关问题的实际影响，更加注重和强调中介机构的核查义务；3.对个别问题的信息披露要求更为细致和严格；4.增加了核查的要点，对个别问题的监管要求作了适当的收紧。

以案说法：基金销售机构、基金管理人的适当性义务

自《资管新规》及相关部门规章、《九民会议纪要（征求意见稿）》等文件、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颁布，可以看到，国家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资产管理行业面临着新一轮的洗牌。伴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裁定，王某诉中国某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某某支行（下称：某某银行）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落下帷幕。王某金融审判人员的身份，以及该案的判决思路，引起了行业内的广泛关注。该案对于资产管理行业是一个重大的警示，值得研究和学习。 一、基本信息

关于《上海市高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物权属争议案件的指导意见（试行）》的解读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1日下发了《关于审理融资租赁物权属争议案件的指导意见（试行）》（下称：《意见》）。颁布该《意见》）的目的，在于更好地维护融资租赁交易安全，平等保护融资租赁交易中的当事人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意见》共三条，明确了租赁物登记义务及相关效力、第三人查询义务及效力，以及《意见》的适用范围和效力。客观上讲，这个《意见》对于融资租赁公司的价值更大。

保险追偿中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问题探究

本文将以浙江省高院发布的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西湖支公司与杭州富日物流有限公司保险纠纷再审民事判决书（（2015）浙商提字第63号）为例，分析两种请求权实现的条件及效果，以期帮助保险人作出合理选择、寻求利益最大化。

商铺租赁合同承租人签署要点浅议

笔者曾担任若干家房地产管理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全程参与了商铺租赁合同的起草、论证并后期的个案诉讼，对于商铺租赁合同出租人关注要点算是有一定的认知。

财产保险合同诉讼案件的整体形势分析

汇业保险法律团队使用威科先行数据库对近两年来全国范围内中级人民法院（不包括海事法院）审理并判决的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进行了检索，通过对获取的数据进行整理、总结、分析，并结合我们在上海地区代理财产保险合同诉讼案件的情况形成了本文。

汽车融资租赁反欺诈与贷后处置风险防控

在汽车融资租赁高速发展的这几年，融资租赁公司一直着眼于分得更多得市场，却间接忽视了到手的“蛋糕”如何顺利地“吃掉”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汽车融资租赁的风险防控问题。

《四川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解读

3月28日，四川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第30号公告，《四川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NO：SC132811）（以下简称“《监管条例》”）已由四川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自2019年7月1日起施行。

我国海上保险中投保人告知义务的思考

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争议，经常见诸于人身保险诉讼案例之中；但事实上，海上保险中，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所涉及的重要事项对承保风险的影响也非常显著，且由于海商法的独特性，在如实告知方面，投保人与保险公司的权利义务分配和其他险种有所不同。

“临床试验”责任大，作为制药企业你保险了吗？

近年，由于临床试验过程中出现的死亡病例数逐年增加，相应的纠纷也就越来越多，通常涉及相当严重的人身伤亡事故，因此，就更凸显了临床试验责任保险的必要性。

新监管形势下融资租赁公司风险排查要点

内外资融资租赁公司和金融租赁公司分别由商务部和银保监会监管的时代结束，正式进入银保监会统一监管时代。

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法律逻辑推演

即便在一般的保险代位求偿权案件中，被保险人因已获赔付并向保险人转让了其对“第三者”享有的赔偿请求权，因而缺席于保险人与“第三者”的诉讼程序，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仍应充分审查被保险人向“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基础是否成立，确保案件审理的公正性。

未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可否认定股权已转让？

融资租赁交易中“交易习惯”的风险规避

“交易习惯”在民事审判中使用类型较多，但法律及司法解释对于“交易习惯”的规定较为模糊，因此在此处用一些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中的案例来探讨如何规避融资租赁交易中“交易习惯”带来的法律风险。

新加坡法院商事判决如何在中国法院申请承认与执行

笔者拟结合南京高尔案、备忘录及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就新加坡法院商事判决如何能够在中国法院得到承认与执行的具体要求和程序，进行梳理总结。

未能以“保险诈骗”进行刑事立案的案件，保险公司能否拒赔？

我国刑法第198条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构成保险诈骗罪。”在车辆保险中，保险条款也明确约定“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员故意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对于涉嫌保险诈骗的案件，如果有公安机关的刑事立案书，保险公司当然可以拒赔，但是如果公安机关未能进行刑事立案，保险公司能否适用保险条款的上述约定进行拒赔了？ 如何证明被保险人或者其驾驶员存在主观故意了？

融资租赁中保证金收取的实务要点

保证金这一字眼在法律条文及实践中出现、运用的非常广泛，无论是招标、拍卖还是期货交易等，都会涉及保证金的交纳。在融资租赁业务中一般会要求承租人交纳一定数额的保证金用以担保合同的履行。融资租赁合同通常对于保证金的约定是，当承租人违约后，采取抵扣租金、其他费用的方式，达到一定条件甚至予以没收；合同正常履行，到期不计息返还或抵扣最后一期或几期租金的一部分。那么对于这样的约定，保证金有着什么样的法律性质、功能、在实务中应当注意些什么？

浅析售后回租与抵押借贷之异

近来笔者发现，在法律实务中，部分法律从业者竟依旧不能区分融资租赁售后回租与抵押贷款，将二者混为一谈，严重阻碍融资租赁业务的开展。

互联网金融企业犯罪中员工的刑事责任

互联网金融是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实现资金融通、支付、投资和信息中介服务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互联网与金融的融合，促进了金融创新，提高了金融配置效率，但也存在各种现实问题，近期随着多家互联网金融平台涉嫌犯罪的情形井喷，在企业或者实际控制人构成犯罪的情形下，企业员工应当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呢？